当事人回忆长征的讲述或写作中提到通道转兵都在1951年之后的古典文学

1934年12月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 从湘桂边境进入绥宁县。敌人判明红军将去湘西的意图，蒋介石加紧兵力部署，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在绥宁北部、城步、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2月12日，中央军委一、二纵队分别从绥宁西南部的流源、辰口向西进军，陆定一(时任中革军委宣传部长)日记记载：12月12日、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寺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日记里记载：12月12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傍晚，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在芙蓉古庙木林庵紧急召开会议，史称“转兵会议”。会上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时半，中央军委在芙蓉木林庵发出了西进贵州的 万万火急 电令。通过这次会议，中央红军放弃从湖南西南湘桂黔边界北上的原计划，决定转道贵州。

通道芙蓉木林庵会议

1951年11月20日，原属绥宁县的芙蓉. 金殿等地域划归通道县，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地图上，就明确标明了芙蓉在通道规划的版图内，在人们形成的概念中，自然认为芙蓉就是通道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时，在湖南省西南边境转兵入黔的记载伊始可追溯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读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该书中457页这样陈述: ...蒋介石匪帮极端害怕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调派了五六倍于我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线阻拦 ; 同时，命令广西军阀向西延、龙胜一带阻击，企图围歼我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坚决主张及大多数同志的赞助，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十二月间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以后，即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

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发表《回顾长征》的文章中首次提到 通道转兵，讲了红军12月占领湖南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的通道转兵，而以上两次没讲会议，但是提到当时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从此 通道转兵会议 开始流传开来。通道转兵会议虽然不是正式会议，没规格、没程序，会后没文件，只存在一份“万万火急”电文为证。

1971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委政府首次向黔阳地委. 湖南省委询问未知情况。再由省委上报问询中央军事委员会。1972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转告邓颖超同志去问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回答: 当时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通过通道县委与黔阳地委党史人员按照当事人《长征日记》上的1934年12月12日宿营地“芙蓉”，赶到芙蓉侗寨，进行多次调查、走访，通过还在世的开国元勋、老红军、专家认证，最终确认芙蓉木林庵是通道转兵会址。

因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将此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在一些关于通道芙蓉木林庵会议的回忆文章里面，是如何来讲述该会议的规格的，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当中称芙蓉会议为“军委扩大会议”，罗明在《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称“我听说中央军委在通道开了会议”，李聚奎在《遵义会议前后》中也称“中央军委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哈里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李德也认为通道芙蓉会议是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出席通道芙蓉会议的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李聚奎称，该会议是中央军委开的一个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由于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博古、李德情绪不振，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在周恩来肩上，通道芙蓉会议就是周恩来负责召集的，毛泽东是应邀到会，陈述自己的意见。

1986年通道县委与怀化地委联合出版《红军长征过通道》，同年也向人们公开公布了芙蓉木林庵是通道转兵会址！《红军长征过通道》书中这样陈述:“......在这万分危机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于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木林庵召开了紧急的通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众多经历长征的当事人在解放后回忆长征的讲述、写的文章或者书籍当中，提到通道会议的大多是以芙蓉侗乡1951年划入通道县以后讲的写的，当中提到通道转兵就是芙蓉转兵。因此转兵会议在芙蓉召开, 实属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