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思一：倉頡可能真有其人的历史知识

虞思一：倉頡可能真有其人

先說一下本文的結論：倉頡造字很可能真有其事。他是上古時代的一個管理倉庫的官員，他因爲工作需要，創造了最早的漢字，給華夏歷史打開了新的一頁。

倉頡造字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傳說。《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但傳說一直只是傳說，沒有考古上的證據。

但是根據他名字中的“倉”字以及其他一些歷史痕跡，這個傳說應該並非憑空而來。但幾千年前發生在某一人身上的事，想找出考古上的扎實證據，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對有關的所有各種因素進行考察研究，用邏輯推論來證明這個傳說的可信度。

爲什麼倉頡是倉庫官？上古時代以官職和職業爲姓是很平常的。比如，史、錢、席、樂、上官、司空、司馬、司徒、司寇等姓，都是以官職爲姓。巫（巫師）、卜（占卜）、陶（陶工）、匠（工匠）、屠（屠夫）、庖（廚師）、蒲（編織工）、鐘（鑄鐘工）等姓，都是以職業爲姓。因此倉頡的“倉”可能就是以他的倉庫官的職務爲姓。甚至也有可能“倉頡”兩字，就是在名字前面簡單地冠以職業。這在上古時期也是常用的作法。比如“庖丁”就是指一個名爲“丁”的廚師（“庖”意爲廚師），“盜蹠”就是指一個名爲“蹠”的盜賊。類推下來，“倉頡”很可能就是一個名爲“頡”的倉庫官。無論如何，在古代，一個人的名字不太可能平白無故會有一個指向倉庫的“倉”字。

因爲他名字中含有“倉”字，讓他發明文字的傳說的可靠性大大增加。倉庫官才是最有可能發明文字的人。需要乃發明之母，當時的倉庫官比別的任何人都更需要文字的幫助，也就是說更有動力去發明文字。

許慎等人說倉頡是黃帝史官，可能是他們的認知局限所致。他們無法理解文字的發明會與一個司庫相關，便想當然地把他當作是史官。因爲上古時期，史官是文字主要使用者，負責記言記事。他可能不曾想過，史官是文字之官，《周禮》“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有文字才有史官之職，還沒有文字之時，要史官何用。因爲眼界和思維方式的限制，對遠古之事，中古時代的人未必比我們現代的人瞭解更多。是考古發現和科學分析打開了今人的眼界。比如許慎就因爲沒有見過甲骨文，他的《說文解字》中對許多字的造字結構的分析往往有錯。

如果倉頡真是史官，按上古的規矩，應當姓“史”才對。《左傳》提到過許多史官，不是姓史就是姓太史，如“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唯一一個不姓史的受過孔夫子表揚的董狐，還時常被稱爲“史狐”。

除了印加帝國，世上所有的古老文明的出現都伴生著文字。文字是文明的標誌，沒有文字可以說就沒有文明。文字對文明的貢獻，並不光是因爲文字帶來了詩歌戲劇小說和哲學等等。這些精神方面的事物對文明來說，都不是最關鍵的。文字對早期文明的最大貢獻就是提供了高效的經濟管理工具，使得大型王朝或帝國成爲可能。

一個文明就是某個王朝或帝國的文明。一個帝國的運營涉及到數據量巨大，種類繁多。比如各種稅收和交易、各種物資的庫存等等。像史前社會那樣光憑人腦記憶已經遠遠不足以應對這些數據，亟需一種有效的工具來幫助人們勝任這些工作。

這種工具就是文字。文字這套最早的數據處理系統，可以打破人腦的局限，儲存和處理大量數據和其他帝國管理需要的信息。因此，那些掌握這套在當時來說是超級管理系統的社團，比那些一個光憑大腦進行管理的社團肯定更有優勢。所以我們在下面例子可以看到這些有文字的社團最後都發展成爲文明。沒有文字的文明，至今公認的只有印加帝國一個，但它那無與倫比的結繩記事的財務體系多多少少起到了部分代替文字的功能。

蘇美爾文明是人類最早的文明，它的文字也是人類最早的文字。在沒有文字之前，蘇美爾所在的西亞地區最早用來記賬的是一些經過燒制的小小黏土塊，上面刻有表意符號或數字符號。這些黏土塊被稱爲陶籌或符號塊。這種陶籌最早始於西元前8000年，使用範圍遍及西亞很多地區。我在土耳其的好幾個博物館和阿布扎比的羅浮宮博物館，都看到過它們的身影。

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有幾千年曆史的古老陶籌記賬方式已經滿足不了日益複雜的財政體系的需要，於是在陶籌符號的基礎上，蘇美爾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他們也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來記賬和進行財務管理的人群。可以說蘇美爾文字就是爲記賬而發明的。近代發掘出來的蘇美爾文獻之中，90%是賬務和及其有關行政記錄，10%是思想交流。迄今發現最早的蘇美爾文字就是一段有關大麥數量的記錄，寫在5000多年前的泥版上。

古埃及文字的誕生路徑與蘇美爾很接近。最早用來記賬的也是陶籌，最早的文字也是用於記賬。據說世界上最早的會計系統就源自古埃及。德國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家GunterDreyer博士在發掘古埃及蠍子王一世墓時，發現了5300年前詳細記錄貨物的清單。

伴隨古希臘邁錫尼文明而誕生的線性文字B，更是專爲財務管理而量身打造。因爲它主要是由音節符號、表示數字記錄內容的表意符號（象形字）和數字符號三種成分組成。它的表意符號主要是一些亞麻、羊毛、綿羊、家禽、穀物、酒這些貨物名稱和一些貨物單位符號，那些數字符號用來記錄這些貨物的數量。用這種文字來寫信或記事都是勉爲其難，它的專長就是記錄名單和賬目。

可以看出，文明的發展和文字是相輔相成的。文明發展需要的大量數據管理催生了文字，文字的誕生又讓文明走上新的臺階。

唯一沒有使用文字來管理財務的主要文明應當就是印加文明了。印加帝國沒有發明出文字，他們用來替代文字治理國家的是結繩符（quipu)。結繩符非常複雜，是用不同的顏色、不同的繩子和不同的繩結作爲符號來表達不同的意義。當然這種結繩符還處於前文字階段，只適合用來記錄賬目，就像蘇美爾和古埃及的陶籌。

結繩和陶籌是前文字社會兩種主要的記錄工具，各自都在很多地區流行。史前的人在兩種工具中選擇哪一種和爲什麼這樣選擇，可能純粹出於偶然。上古中國在漢字出現前用的就是結繩。“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易經·繫辭》，“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史記·三皇本紀》，“使民復結䋲而用之”《老子》。

“結繩之政”、“結繩而治”、指的就是以結繩爲工具或政治手段來治理國家。但是結繩能做些什麼呢？既不能記錄和發佈法律，也不能任免官員和傳遞政務信息。它就跟後來印加帝國的同類一樣，唯一擅長的就是財務管理。由此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結繩時期的“政治”或國家管理，主要側重於財政稅收方面的管理，就像歷史學家黃仁宇所強調的“數目字管理”。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這些都是在說文字的發明是用來取代結繩的。因爲結繩所做的是數目字管理，因此文字的發明的目的也是爲了取代結繩的數目字管理。這是另一個推論。我們如今能見到的最早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遺留很多結繩的痕跡。甲骨文字和金文中的數字幾乎都是結繩符號的象形，這足以說明結繩符號是文字誕生的基礎，至少是基礎之一。

接著導出下面這個的推論：最有動力也最有可能去發明文字來取代結繩的是誰？肯定是那些每天都要處理龐大數據的人，如倉庫官員。

中國自有稅收開始，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裏，實行的都是實物稅，即納稅人以實物（主要是穀物）納稅。接受和儲存這些這穀物需要巨大的倉庫。在古代的很多古文化遺址都發現了巨大的糧倉。在距今3600年偃師商城遺址，就發現了23個圓形建築基址，被認爲是中國最早的“國家糧倉”囷倉。據估算，如果每個囷倉按3米高算，能盛放近185噸粟，那麼23個囷倉則可儲存約4255噸粟。這些儲存的粟，在沒有正式貨幣的社會，相當於全部的國家財政儲備。作爲倉庫官，職責範圍相當於後來的財政部長兼銀行行長，不但責任重大而且工作非常繁瑣，需要處理大量的數據。穀物收入支出，從何處收入，又支出給何人、穀物庫存損耗等等都要記錄。起初還可以靠結繩來管理，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王國擴大，收入增加，倉庫的規模越來越大，數據也越來越多，祖宗留下來的低效率的結繩就難以勝任了。迫切需要在記賬上有一個技術革命。這就是“需要催生發明”的風口。

倉頡就是那個“風口上的豬”。他發明的文字，不但解決了倉庫管理的燃眉之急，也爲華夏敲開了文明的大門。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古人是用這樣誇張的詞語來描述倉頡造字引起的震動。但是這種誇張也極可能不是憑空而來。翻遍古書，“天雨粟”只出現過這麼一次，可能是有所指的：用文字記賬是一次管理革命，浪費少了，支出少了，稅收效率提高，於是倉庫中的粟突然大量增加，就像天上掉下來一樣。

一種文字的創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很長的成熟過程。倉頡當時可能就是起了一個頭，發明了一種僅能滿足倉庫記賬需要的簡陋的早期書面符號系統，就像早期的蘇美爾文字和希臘的線文字B。我們今天的漢字，是在此基礎上，是在漫長的歲月裏無數的人共同參與之後形成的。他最早發明的文字是什麼模樣，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知道。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這種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之前的文字之所以不見蹤影，應當與記錄文字的材質有關。不像蘇美爾等地那樣，在黏土板上刻字，幾千年後還能保存良好，漢字早期都記在竹木等易朽的材料上。現在要給倉頡找到造字的考古證據幾乎沒有什麼希望了，只能憑邏輯推理，再加上一點點猜想，盡可能最大程度地貼近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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